702118.com

702118.com
您的位置:主页 > 702118.com >

应当重视电影《武训传》的解禁


发布日期:2019-11-04 15:4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近日,一条消息出现在网络上——号称“新中国首部禁片”的电影《武训传》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(曾于1951年公映)后,开始发行正版DVD。这条消息被众多影迷迅速传开,更让不少影迷喜出望外。一部《武训传》六十年来经历了怎样的风雨,让影迷如此关注?

  出生在清朝末年的武训是个奇人,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文化却进入《世界教育大辞典》的平民教育家。他大字不识,硬是靠乞讨讨出了三座规模超出当时一般的“希望小学”。

  武训(1838年-1896年4月23日),清代山东省堂邑县(今属冠县)柳林镇武庄人,家境贫苦。因家中排行第七,人称武七,后改名武训。从21岁(清咸丰年间)起,武训以行乞的方式集资兴办义学,目标是“使他们(贫苦人家子弟)无钱也能读书,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”。在30多年的时间内,武训乞讨的足迹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省。

  到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我与祖国共成长 韦昌进:以英雄名义 致敬英雄武训已经靠乞讨所得的款项置买了230亩田地作为学田,积蓄3800余吊钱。于是他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兴办起第一所义学——崇贤义塾。学校建成后,他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、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,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。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,学费全免,办学所需经费就从他置办的学田中支出。1890年,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。光绪22年(1896年),临终那年,在临清建成了御史巷义塾(现临清实验小学)。清廷封武训为“义学正”,赐给黄马褂和“乐善好施”匾额,准予建立牌坊。

  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,冠县柳林人武训靠着乞讨敛钱,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,修建起了三处义学,购置学田三百余亩,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,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,所以冯玉祥称颂他是“千古奇丐”。[详细]

  1930年代,在中国投身于普及教育运动的一批教育家,也将武训作为运动的先导,以及他们效法的楷模。如陶行知在他的《武训颂》中这样写道:“朝朝暮暮,快快乐乐。一生到老,四处奔波。为了苦孩,甘为骆驼。与人有益,牛马也做。公无靠背,朋友无多。未受教育,状元盖过。当众跪求,顽石转舵。不置家产,不娶老婆。为著一件大事来,兴学,兴学,兴学”。

  武训的精神曾经感召无数人。解放前,全国有几百所武训中小学,类似今天的“希望小学”仅冯玉祥先生就捐资兴建15所。武训的故事也很容易让人想起白方礼,一个蹬三轮车的,支教18年,捐款35万元,自己却过着一碗白水一个馒头的清苦日子,临终之时犹言来世还蹬三轮支教。武训垂老获封“义学正”,白方礼终于“感动中国”。[详细]

  武训是谁?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,这无疑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因为,在尘封已久的历史中,武训一直都是一个别样的符号,一直都在历史的缝隙中茕茕独立。

  《武训传》是一部以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为内容的中国黑白电影。1948年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,后改由昆仑影业公司购买摄制权,编剧李士钊,导演孙瑜,主演赵丹。1948年11月停拍。1949年2月将摄制权交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,1950年12月完成。期间剧本曾经过三次修改。每次修改均征求相关部门领导意见,1951年2月,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审看。

  2月21日晚7时,周恩来、、朱德等百余位中共首脑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,“大厅里反应良好,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。” 朱德与孙瑜握手,称赞道“很有教育意义”,周恩来、没提多少意见,周恩来只是希望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,孙瑜马上照办。1951年初在京津沪地区上映。[详细]

  1951年《武训传》上映后获得巨大成功。据悉,《人民日报》曾做过不完全统计,仅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三地在四个月内就出现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《武训传》的文章,赵丹也在《大众电影》上发表连载文章《我怎样演“武训”》作为回应——这样的盛况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炫目的一笔。

  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。1951年5月20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应当重视电影〈武训传〉的讨论》的社论,由亲自修改审定,文章指出“《武训传》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……应当展开关于电影《武训传》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,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”;6月5日,《人民日报》再次刊登了文章《赵丹与武训》,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。

  当时派出调查组到山东访问了大量武训故乡的民众,写出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。随后的7月,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了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,指武训是一个“大流氓、大债主和大地主”,对于《武训传》的讨论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批判,郭沫若、田汉、夏衍等文化艺术名人也纷纷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专访、检讨。[详细]

  《武训传》的全国性大批判给新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。据《中国影片大典》记载,1952年国产电影的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跌到只有8部,直到1956年才恢复为31部。与此同时,不少电影人也对创作失去了信心,不知如何把握和适应新形势,赵丹在《银幕形象塑造》一书中透露自己“演戏时犹如在‘九宫格’里学描红,战战兢兢,不敢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艺术魅力,而只求如何把人物表现得‘正确’,想象力便不够丰富了。”[详细]

  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发表后,7月27日至28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第三版上刊登了署名“武训历史调查团”的长达4.5万字的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,调查结论给出如此定性:“武训是一个以‘兴义学’为手段,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、大债主和大地主”,彻底否定“武训精神”。十几年以后的中,武训的坟墓被掘开,尸骨被焚烧,武训祠、武训的汉白玉塑像、“义学正”匾额均被毁。[详细]

  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清廷封武训为“义学正”,赐给黄马褂和“乐善好施”匾额,准予建立牌坊。同年武训去世,师生哭声震天,市民闻讯泪下,自动送殡者达万人。

  一粒沙里有三千世界,同样,一部电影亦可窥见一个世界。由于种种原因,历史曾经在《武训传》这部电影上,附着了其不该承受的包括政治在内的诸多别样东西,现在,在时间的冲刷之下,那些本不该由它承载的东西,终于逐渐暗淡了下来。如此,既是历史之幸,也是历史之必然。

  1983年万里,1985年分别都表示对于《武训传》的评价有失公允。1985年9月6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一版上,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。电影《武训传》在“被片面、极端和粗暴”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,得到平反。2005年11月中旬在上海影城举办的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电影回顾展上,《武训传》以“内部上映影片”名义公开放映,媒体称这是《武训传》被雪藏55年来首见天日。2012年3月15日,《武训传》由广东大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度发行音像制品公开售卖,但在盒套封面上特意标明“供研究所用”。

  现在,《武训传》DVD虽然公开发行,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解禁。DVD的盒套封面左上角特意标明一行字:“供研究所用”,这令人联想起“文革”中一些“”需打上“供批判参考使用”的文字说明才能取得出版印刷的合法性。[详细]

  20世纪80年代,武训恢复了名誉,《武训传》却仍是戴罪之身,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一言九鼎的都发了话———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批判非常片面、极端和粗暴,一直到现在都没个说法。如今发行DVD还要打上“供研究所用”,如此有限的解禁却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猜想,这不仅令人咂舌,《武训传》的力量究竟有多大。

  其实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,对于《武训传》有限度解禁而产生的判断和期许,说到底是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种心态,一种渴望突破文化禁区的心态,这才是有限解禁造成无限关注和联想的根源。

  《武训传》的批判,貌似只与一个古人一部电影有关,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。从此,电影不仅是电影,文艺不仅是文艺。而这对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而言绝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。除了造反者,其他人等都不配得到讴歌,这种狭隘的历史观,对于把卑微辛劳的一生都献给了平民教育事业的武训来说,当然是不公平的。尤为重要的是,围绕《武训传》,一个泛政治化的先例从此得以建立,使得我们今天回首,其实就会顿悟,它就是此后许多大事件的提前预演。

  没有开放的心态,没有宽松的氛围,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。当下,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明,这一点堪称理所当然的共识,关键是怎样去培育开放的心态和宽松的氛围。历览世界文化史的发展经验,当能发现文化本身具有自发育的能力,要害在于不要轻易去摧残这种能力。

  必须记住,被神秘所笼罩并不是正常的生活。《武训传》之重见天日,重新被人提起,不妨视为我们回归正常生活努力的一部分。[详细]

  赵丹在《银幕形象塑造》一书中有关于批判《武训传》时的回忆:当批判的阵势突然在一个早晨拉开时,孙瑜和我简直吓傻了眼……我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和开朗,变得终日惶惶,常常寝食不安,彻夜难眠……批判运动总算过去了,伤痕却永久地镌刻在心上。

  无论是个人、电影还是国家,不管经历怎样的遭遇,最终,它还是要回到应有的轨道上。